台灣國際形象曾比中國糟! 學者:李登輝「民主改革」是分水嶺
國史館與所屬台灣文獻館21日於台北國際書展舉辦「李登輝和他的時代」新書發表暨座談會,左起為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、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李安妮、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、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與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。(記者楊丞彧攝)
〔記者楊丞彧/台北報導〕國史館與所屬台灣文獻館21日於台北國際書展舉辦「李登輝和他的時代」新書發表暨座談會,歷史學者薛化元指出,曾飽受批評的「國統綱領」,是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步,且與「務實外交」兩者「血肉相連」。國際關係學者賴怡忠則指出,1980年代相對於改革開放的中國,台灣接連發生美麗島大審、林宅血案、江南案,國際形象盪到谷底,直到李登輝時代開啟民主改革才徹底翻轉,也為台灣目前國際地位打下好基礎。
「李登輝和他的時代」新書發表暨座談會由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主持,邀請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李安妮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、二二八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座談,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出席致詞。
薛化元說,李登輝作為學者對台灣最大的貢獻較鮮為人知。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上路後,廣大的農民卻沒有富起來,得靠「斜槓」才能過較好的生活,這是許多農村子弟的共同記憶,關鍵就在於「肥料換穀」政策,政府以價格被高估的肥料,換取價格被低估的稻穀。李登輝的論文注意到資本流動問題,因此,在他當上總統之前,對台灣史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檢討「肥料換穀」政策。
薛化元接著分享,李登輝的思維常與媒體報導所反映出的有所落差。例如,在終止動員戡亂之際,當時媒體報導的面相是台灣走向自由、民主、發展的道路。可是,對於身為總統的李登輝而言,他思考的是,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是叛亂團體,中華民國何去何從?該如何定位?因此,他認為,曾飽受批評的「國統綱領」,是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步,且與「務實外交」政策彼此緊密地「血肉相連」。
薛化元認為,李登輝以總統身份推動改革不僅是「順勢而為」,且還會「造勢」;自己的東風自己造,否則,東風也不會自己來。李登輝善用反對的力量,變成他推動改革的動力。透過民進黨對他的批評,轉化爲在國民黨內推動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力。
賴怡忠說,李登輝當上總統之際,國際間正是從冷戰進到後冷戰的時期。在1980年代,當時的中國正推動改革開放,而台灣則接連發生美麗島事件、林宅血案與江南案,國際形象盪到谷底。然而,在李登輝推動民主化之後,國際間對台灣的看法產生改變。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,永遠改變了中國政治;對比台灣,1990年野百合學運開啟民主化改革,從此「國共」分道揚鑣走上不同道路,也讓台灣國際形象徹底翻轉,為台灣現在所取得的國際地位打下良好的基礎。
此外,賴怡忠也指出,李登輝讓「台灣的故事」在國際間廣為人知。1990年以前,國際對台灣的認知不出「自由中國」,對於「台灣人」的概念幾乎是不存在的。而在1990年民主化之後的發展,一方面讓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發現台灣是民主轉型成功的故事;另一方面,李登輝也讓民主轉型背後的原因,即「台灣人自己想變成怎樣的人」,讓國際所知。
賴怡忠說,這樣的發展對當時的國際既有的政治經濟架構,產生了一定的衝突。在90年代中後期,美國政策圈人士一度擔心,台灣民主化所帶來的「台灣認同」,會帶著台灣走向違反美國「一中政策」的方向,且至今依舊存在;然而,若當時沒有這樣的衝撞,也就無法翻轉成為「抗中保台」的利器。因此,李登輝賦予台灣民主化不同的精神內涵,也與一般政治理論所提的民主化具有不同意義。
陳儀深說,很多李登輝的相關資料還在陸續出土中,當年他對北京與華府都非常用心。中國方面有密使,而美國方面則有「明德專案」,這部分檔案仍未完全開放。而在國內,李登輝透過跟民進黨合作,才能完成1997年修憲。特別之處在於,李登輝作為國民黨黨主席完成這樣的修憲,是很重要的里程碑。